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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裕与领导力的难题

发布时间:2020-02-11 03:27:36 阅读: 来源:手帕厂家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企业内斗,这是一出波谲云诡的商业戏剧,这是一个寓意丰富的管理案例。这部“大片”涉及到数十亿的资金,十几万的群众演员,众多的联合主演,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两大主角。一方是创始人兼大股东,另一方是董事长加管理层;一方是曾经的中国首富,现在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囚犯之一,另一方是曾经的竞争对手,加上曾经的心腹和亲密战友。这就是发生在国美电器的所谓的黄陈之争,或者所谓的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争。

这场争斗,最主要的当然是利益之争。一句老话再次响起: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永恒不变的只是利益。然而也不只是这么简单:这是怎样的利益之争?又在哪些方面超越了利益之争?这是自私的理性人之间的“狗咬狗”的老故事?还是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代理人问题”的新版本?这是越王勾践般卧薪尝胆于敌营终于盼来亮剑机会的私人复仇?还是维护与出卖民族品牌的民族大义?这是追随业绩创造者的出于公司利益的商业逻辑,还是有奶便是娘的出于个人得失的感情背叛?

这场争斗,也是领导力之争。其中涉及的人性的复杂性,乘以商业的复杂性,加上政治、法律的层面以及时代背景,使得任何单一的视角,都无法看清问题的全局。单从领导力的视角,当然也无法看清问题的全部;然而领导力这个视角的优点,就在于它其实是多个角度综合在一起。从领导力的视角看黄陈之争,至少有以下几个角度,或者说,体现了以下领导力的难题。

第一,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也就是说,是领导者创造了组织业绩,还是说组织业绩是由诸多因素造就的,加在领导者头上的光环只是被人为地放大了?比如,是张瑞敏创造了海尔的成功,还是如郎咸平所说,任何人只要具有了张瑞敏拥有的条件,都能够带领海尔走向成功?

国外学者进行的一些定量研究,发现CEO在企业业绩中的贡献大概为10%多一些。即使我们认可这些定量研究的准确性,也很难阐释这个数字的意义:这到底说明领导者的贡献是大还是小呢?组织领域的著名学者詹姆斯·马奇研究过美国大学校长的领导力,发现大学校长是谁,对大学的业绩没有什么影响。流行的看法是,组织成功与否,反映了领导者的能力差异。马奇坚持认为,已有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一结论。

那么,国美的业绩到底是黄光裕个人能力的体现,还是诸多因素集体作用的结果?而在黄光裕出事之后,国美在陈晓的领导之下屹立不倒,是陈晓的个人能力强大,还是即使没有陈晓,换上张三、李四依然能够渡过危机,甚至表现更佳?而黄光裕指责国美在陈晓的领导下输给了苏宁,即使假设黄光裕对数据的解读是正确的,黄光裕的指责的对象也不一定成立:也许换谁来领导,国美输给苏宁都将是大势所趋呢?

第二,对于领导者来说,私人生活和公共责任的界限在哪里?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性关系,只是无伤大雅的风流韵事,还是影响了克林顿承担美国总统的公共责任?唐骏有意无意地误导大家认为他是名校博士,只是追求风雅的个人虚荣,还是说明他不具备职业经理人的诚信的操守?

领导者的地位会让私人关系变得虚假,爱戴与憎恨都同样可疑:他们爱恨的是你这个人,还是你这个职位?领导者的私人隐私会难以得到保护,因为追随者宣称有权力了解领导者的私人生活,认为这有助于评估其人品,也有助于建立和睦关系。私人动机和私人关系会影响领导者的行动,嫉妒和忠诚都会影响领导者的判断力。

那么,国美现在的管理层对陈晓的拥戴,拥戴的是陈晓个人,还是陈晓的职位?昨天是黄光裕在这个位子上,他们拥戴黄光裕,明天换为张三、李四,他们是否同样会拥戴张三、李四?黄光裕现在是戴罪之身,他的罪与罚只是单纯的私人生活,还是不但从行动上限制了他承担公共责任的空间,而且从操守上说明他欠缺负责一家大组织的品行内涵?黄光裕要求陈晓去职,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陈晓的管理能力,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私人信任遭到了背叛?同样,陈晓在国美的去黄光裕化和股权激励等措施,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组织的健康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树立个人威信?

第三,对于领导者来说,如何在目的和手段、结果和原则之间求得平衡?领导者当然要取得绩效。管理大师德鲁克说,领导力的本质是绩效。那么,对领导者的衡量标准是否只是结果?是否可以为达目的不计手段,为了结果可以牺牲原则?当今的中国社会,有一种以成败、尤其是单纯以金钱的成败来论英雄的普遍倾向。所以,即使唐骏的个人操守令人怀疑,社会上仍然有许多人为其辩护,因为唐骏——成功。

在国美的成功中,既有黄光裕的远见卓识,也有国美员工的辛勤工作,但是也有黄光裕行贿换来的便利。行贿是取得组织成功的必要之恶,还是组织必须明确反对的负面的价值观?行贿是领导者灵活权变的无奈之举,还是领导者违背原则之始的伊甸园的苹果?同为零售巨头的沃尔玛,其创始人山姆·沃尔顿明确规定沃尔玛严禁收贿赂。(我相信在国美内部,也有同样的规定。这里又出来另一个问题:领导者是否拥有特权,可以去打破他要求下属遵循的价值观?)黄光裕与沃尔顿一样同为基督徒,而《圣经》明确反对贿赂,黄光裕是否为了追求身为企业领导者的结果,而牺牲了身为基督徒的原则?

第四,对于领导者来说,如何既提供行动的指导,又提供意义的指引?人们首先期望从领导者那里知道该做什么事,该如何做事。因此,领导者要提供日常行动的确定的指南,比如黄光裕编写了国美的经营管理手册。领导者更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危机时期决定方向,比如在黄光裕被捕之后,黄光裕委托陈晓、陈晓再和其他人携手稳定了国美。

然而,人们不仅想要知道做什么、怎么做,还想要知道为什么做。他们渴望从领导者那里知道工作的意义是什么,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在挣得一份薪水之外,对自己的人生和社会还有什么意义。富士康的工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在流水线上像机器一样工作,除了薪水他们没有找到别的意义,郭台铭为工人们提供了行动的指导,没有提供意义的指引。在沃尔玛,沃尔顿及继他之后的CEO大卫·格拉斯为员工们明确了工作的意义:让中低收入人群能够买到更多的以前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商品。国美的员工的工作意义是什么?不管是黄光裕还是陈晓,都还没有给出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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