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何去何从

中国股市何去何从

股市持续低迷的根本原因在制度，不对股市监管进行制度性反思，中国股市就永无抬头之日。　　资本市场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最集中的表现，在完善资本市场发展的过程中，股市既是一国经济、政治状况的晴雨表，也是一国社会稳定与否的显示器。历史证明，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转移必然伴随着世界第一资本市场的转移，随着美欧近年在全球经济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中的衰落，中国的崛起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多年来中国股市通过其增值功能为国家经济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场之一。然而近年来中国股市持续低迷、积重难返、“熊”霸全球，令市场大失信心，甚至有声音感叹中国股市就像“赌场”。面对这些非议，中国股市该何去何从，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股市颓局的根源辨析　　面对目前股市的不景气，社会舆论对其根本原因的争论不断，但若深入分析会发现很多观点难以立足。　　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景气并非中国股市下跌的根本原因。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日本等之间，由于其银行、货币与资本市场体系环环相连，基于金融体系较强的传染性，它们在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均受到较大冲击。但是中国并不在其中，中国的银行、货币和资本市场体系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国际金融形势的动荡对中国金融体系不会造成实质性影响，因此将股市下跌归因于全球经济危机的说法有失偏颇。　　中国股市低迷的原因并非缺乏资金。一方面中国财政余粮充沛，2012年实现财政收入11.7万亿，相比较2011年增长12.8%，同期财政支出12.5万亿，赤字8502亿，赤字率1.6%(2012年GDP:52万亿)；当欧美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已普遍接近或超过100%时，即使把中国中央政府的7.8万亿元债务和地方政府的约10万亿元债务加总，债务率35%也远低于60%的警戒线。另一方面，中国银行系统资金充足。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2013年上半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达100.91万亿元，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截至2013年5月，银行业总资产达139.6万亿元，一季度银行不良贷款率不足1%。同时，中国政府资金充裕。截至2012年底，仅国务院国资委主管的115家央企的净资产就达11.7万亿；80个部委主管的5000多家企业净资产达1万亿；其他金融类国有资本达2万亿。因此，从以上三方面均可看出资金短缺并非股市低迷的根源。　　将股市下跌原因简单归结为市场本身技术周期使然也不科学。目前，欧美股市在经济危机后已然走出低迷：道琼斯指数已攀升上1500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一路上涨，创下多年来新高，欧洲三大股指均恢复危机之前水平，而反观中国股市，近年却一直在2000点动荡徘徊，今年6月底大盘的暴跌也再创历史新低。因此无论是横向与欧美比，还是纵向跟自己比，若将原因简单归为股市技术周期，笔者认为纯属一种错误的心理暗示，既不科学，也无益于解决中国股市当下面临的诸多问题。　　综上所述，国际环境影响论、资金匮乏论以及技术周期论都是只看到了股市下跌的单一表层原因，股市持续低迷的根本原因在制度，不对股市监管进行制度性反思，中国股市就永无抬头之日。　　监管制度缺陷是股市症结所在　　第一，股市监管部门不舍“洋”的照搬照抄和“土”的恋权情结。“洋”的情结是指在中国股市的发展过程中，无视国情，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经验。以创业板发行制度为例：在规模没有放开、供求不真实的情况下，监管部门盲目搞个股市场化询价，加上抄学海外“保荐加直投”的模式，引发了严重的“三高”超募现象，腐败、低效、不公等问题充斥其间。这样的发行制度导致决策者对中国股市持续低迷的制度性内因不能清晰认识，也把创业者引上了“重创富，轻创业”的歧途。既伤害了市场，也伤害了大量后续上市的企业，给中国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土”的情结是指监管部门过于留恋行政审批大权，主要精力没有放在抓“坏人”的监管工作上，而是热衷于通过行政审批替投资者“选美”，监管部门监审不分，种了审批的田，却荒了监管的地，导致股市监督处罚力度不足，腐败和低效蔓延。　　第二，发行体制的行政垄断与伪市场化导致公平与效率同时丧失。目前，中国发行体制存在高度的行政垄断，发审环节过多、程序冗长。以创业板为例，数百家企业排队等待上市，但每次只放出两三家，截至2013年6月底，创业板仅有上市公司355家。对于已上市的创业板企业而言，首发融资2310亿元，“三高”超募现象比比皆是，超募的资金要么闲置浪费，要么买房买地挪作他用，据统计创业板上市的前200家企业发行一经完成，就造就了642个亿万富翁，101个十亿级富翁家族。他们的“大蛋糕”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通过不合理发行制度分配得来的。这种“饥饿营销”的方式使得股市的真实供求关系被人为扭曲，伪市场化现象严重，根本无法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目前广泛面临的融资难问题。而且目前市场暴露出来了一个怪象：一方面市场非常恐惧IPO，监管部门替股民作价值判断，而之后的风险责任却要投资者承担，缺乏公平与效率，股市被视为“圈钱”的机器；但另一方面，一旦哪几家企业真正开始IPO，股票就又立刻供不应求，继续恶性循环。市场供求严重失衡背后的根源正是现在不合理的供求和发审制度。　　第三，对家族企业一股独大欠缺有效约束。中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普遍，尤以创业板最为突出。家族式企业通过IPO高溢价将获得的财富转移到控股家族手中，是创业板长远发展的忧虑所在。同时，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造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董事会中的执行董事、非独立董事均由家族大股东控制和聘请，因此难以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公司未来能否坚守创业、发展主营业务也就难以保证。同时，在目前中国股市全流通的背景下，家族企业的限售股解禁由于缺乏有效约束，也会通过高抛低吸式的资本运作对二级市场造成巨大压力，侵蚀股民财富，损害股民利益，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四，监管部门工作作风存在问题，缺乏对股民的有效保护。长期以来，监管部门以教育者自居，却忽视了对自身的教育。他们从未把股民和投资人当成这个市场的衣食父母，而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把股民当成被管制的对象甚至是投机分子。无论中国股市出现怎样的问题，不首先检讨自身存在的问题，而是统统推到股民和市场的头上。当资本市场遭遇困境时，他们既未与股民、专家以及各界市场人士进行座谈，虚心听取各方意见，也未对现存制度的缺陷及时进行反思，这种工作作风，也是中国股市监管制度存在的一大重要问题。　　32字可扭股市颓局　　针对股市现状，要从根本上解决现存问题必须从政策和制度建设入手，坚持“监审分离、下放发审、保留否决、程序审核、做实保荐、连带券商、真实供求、打包发行”的32字方针，对症下药，进行变革。　　针对股市的监管部门，要做到“监审分离、下放发审、保留否决、程序审核”。证监会要打破“审批情结”，专注于监管市场众多的参与主体，实现职能转变，监审分离。由于每个投资者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投资偏好，只要企业合规、达到了上市的门槛、披露的信息真实有效，就应该尽量将选择权交还市场，在公司上市的决策机制中重新强化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按照国际惯例将程序化审核和真实性审核权下放交易所，证监会在此过程中只管理交易所，必要时保留否决权即可，沿着监审分离的方向推进股市监管制度的改革。　　对于金融中介机构而言，要“做实保荐、连带券商”。目前的股票发行制度貌似有人层层把关，律师、会计师、保荐人、发审委、发行部等一个都不少，但真正出现IPO造假时，各方却“一哄而散”，根本找不到真正的责任人，各方责权利的严重不统一，导致实践中无法真正实现赏罚分明，严惩不贷。在目前的机制下我们应当看到，保荐人、保荐代表人和券商是处在第一序列的直接责任人，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专业性，在其盈利的同时，监管部门应当对其责任予以明确，通过责权利的统一，保障中国股市的规范化运行。　　对于保荐代表人，实行终身保荐制，一旦其因违规违法行为被抓，就应受到加倍严惩，从而对业内其他相关从业人员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对于保荐人和券商，一旦出现问题，轻则应受到警告、被吊销执照，重则要考虑减少承销商的通道，吊销保荐代表人的资格，更严重的甚至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若最后退市，还应承担对受损投资者的经济补偿。今年万福生科财务造假案中证监会对平安证券的重罚在中国股市发展史上前所未有，证监会日前公布的2013年证券公司分类评级结果也显示平安证券从2012年的A类连降六级下调为C类，成为自2007年实施券商评级制度以来最大的降级幅度纪录。可见，今后加大对保荐人和券商的监管处罚力度已成为必然趋势。　　最后，做到“真实供求、打包发行”。鉴于目前股市发行的伪市场化询价现象严重，改革发审制度，还原市场真实供求、扩大供给势在必行。在发行频率不做大幅调整的基础之上，证监会打包发行，一次实现多家企业上市，从而使一级市场价格下降，为二级市场投资者预留盈利空间，最终实现利用较少的资金有效地配置更多资源、市场回归理性与健康的目标。　　结语　　必须认识到股市是奠定中国梦的第一块基石，它是实体经济融资、扩大内需、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战略调整的基础。当前中国股市低迷的根源在于监管制度的缺失和不完善，因此只要能够从制度层面对症下药，遵循32字思路进行改革，就一定能成功扭转股市颓局，重塑投资者信心。　　(作者单位为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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